不知道现在高考复读的人多不多，我们那个年代，高考复读的人特别多。不复读三五年，家里很难出个大学生。而在我的同学中，有人复读八年才考上，胡须比头发还长，不得不佩服他的毅力，他的执着。
我是1995年秋季入读“朝大”复读班。我们之所以称“朝大”，而不叫隆回县朝阳高考补习学校，是因为来这里参加复读的人，等于有一条腿已经跨入了大学的门，就相当于现在的大学预科班。叫的人多了，我们潜意识里就只知道“朝大”，反而忘记了学校的真名。
我入读时高考分数比较高，老师特意安排在中间位置坐，而高考分数比较低的同学便安排在两旁或靠后。一个班有一百多个同学湖师大二附中复读一学期，前靠着黑板，后挨着墙，中间过道很窄，侧着身子才能通过。
也许是“两耳不闻窗外事湖师大二附中复读一学期，一心只读圣贤书”。我们同学之间交流极少，如果不是通过其他同学介绍，真正能让自己叫出姓名的同学，绝对不超过三个。那时复读压力大，一心想考大学，除了吃饭就是读书，叫不出同学的姓名也不奇怪。
在我的印象中有一位同学是小沙江的，真名真姓忘了，知道他的外号叫胡子多。他也复读好几年了，很多知识点比老师掌握牢固。他经常用背对着讲台，跟我说老师水平不行，误人子弟，书不是那样教的。只是高考前一个月，他不见了，很多人说他闭门苦读，当年好像考上南京政治学院。待我走向社会，感觉这个人不简单，如果能修炼自己的品性，或许会有一番作为。直至现在，我一直打听他的下落。无奈，不知真名真姓，寻找起来很渺茫。
在班上，我喜欢一个女同学，长得高挑，满脸红润，文章写得好，有点像《红楼梦》中的林黛玉，走路宛如一阵风。胡子多怂恿我给她写情书。我写好后，利用晚上自习时间，他真帮我送过去，对那女同学说有人喜欢你，弄得其他同学哈哈大笑。大概过了三天，女同学私下找我，说到外面一起谈谈。我红着脸，像个犯错的小孩，跟她出去了，那是一片坟地，石碑林立，阴森恐怖，有些吓人。她塞给我一张纸条，再三叮嘱我回宿舍才看。我很老实，真回到宿舍才打开纸条。上面写了三个字：“神经病！”我不知道我当时是怎样经历这个打击的，只是后遗症真落下了。我不敢再追女同学，怕别人说我是神经病。甚至觉得没有考上大学，没有事业，恋爱是很可耻的事。直到28岁，我才鼓起勇气追女孩，就是我现在的妻子。
昨晚去石龙古镇，曾俊跟大伙介绍，说我是他的同学湖师大二附中复读一学期，我当时疑惑许久，甚至纳闷我们怎么是同学呢？应该是讲错了吧，我们是同乡，一起喝辰河的水、吹雪峰山的风长大。后来，他跟我讲，1995年秋，他也在“朝大”复读，并说哪位同学考上复旦大学，哪位同学考上吉林大学，哪位同学考上中央财经大学，哪位同学考上湖南师范大学，他大学毕业后考公务员来了东莞……一一比对，发现我俩真是同班同学。只是那时，他不认识我，我不认识他。到了东莞，很多人经常提到我，甚至在江湖有很多关于我的传说，他打听，才知道我俩在一个班复读，是货真价实的同学。
还有一位同学叫刘权，考上北京邮电学院，以前在北京市邮政局工作，后来下海经商。我在北京设立办事处，找他租办公室。相见相识六年，他叫我罗总，我叫他刘总。如果不是上月去北京参加会议，不与他在办公室聊复读往事，真不知道我俩当年在“朝大”也是一个班的同学。他属于比较顽皮的那种，读书时竟然把大哥大拿来了，让全班同学好生羡慕。因为是同学，因为彼此熟悉，见面再也不像以前那样讲礼节，直呼其名：“刘权，我要投标，你去给我拿下标书。”他也笑呵呵地说：“罗建云，遵命！”末了会讲一句：“如果中标了，给跑腿费不？”我说：“老同学了，就给个锤子，给个毛线……”
也是昨晚，知道有同学后来考上北京大学博士，有同学成了大学教授，也有同学主政一方。而我，没能如愿考上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，反而被中国社会大学农民系录取。1998年南下，从泥水工开始，做过普通工人，做过品质管理员，在外资企业做到部门经理。如今，为了一日三餐，在南方的天空下努力奔波……
（作者系民进会员、东莞市作家协会理事，出版有散文集《人生四十年》。本文略有删节）
